抗战前后我国茶叶：（一）北伐战争前我国茶业的继续衰

科技的艰难发展这里所说的“抗战前后”，具体指１９２０—１９４９这３０年。这段时间和清末民初一样，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北伐战争刚胜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国的战火又起；八年抗战才一结束，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又再打响。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要说这时茶业和茶叶科技也有所发展的话，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

我国近代的这后３０年，如果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再细分一下的话，那么大抵还可划分为北伐战争前（１９２０—１９２８）、抗日战争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７）、抗战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这样四个阶段。下面，我们顺序将这几个阶段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略作简介：

（一）北伐战争前我国茶业的继续衰落

对于这一段我国茶叶科技的历史，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研究改进史》中讲得很明确：到“１９２８年国民革命完成北伐的十数年中，军阀割据，内乱频仍，当然无建设可言。”①从茶叶生产和出口的总的情况来说，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的这段时间，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有进一步衰退之势。如１９１１年我国出口茶叶还有１４８万担，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跟随英国等与之断交，１９１８年，我国茶叶出口锐降至４８万担，至１９２０年，更骤落为３０万担。１９２３年中俄复交，虽然阻止了继续下降的颓势，但回升比较缓慢，并且幅度也不大。其时俄国每年从我国购买的茶叶，占我国茶叶出口总数的５０％以上。关于这一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衰退，在这一时期所撰刊的方志中，更是随处可见。如民国１６年福建《连江县志》载：“红茶出于梅洋及西路诸山，前数十年为盛，今亦锐减矣。”②民国１８年《霞浦县志》称：“茶季金融，颇足裨内山之生活，惜近来茶市衰矣。”③又《古田县志》也载：“迩来有名于社会者，只九都之乌龙，十七都之水仙而已。……此外，

如大东区鹤塘、杉洋、邹洋等乡制造绿茶，尚有运省销售，然不及从前远矣。”①等等。这些史实一致反映虽然清末民初社会上振兴茶业热了一阵子，但至２０年代，我国茶业衰败的情况，仍未见有多少好转。

这一时期茶业不振，各省茶界特别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复兴茶业的努力未泯。如１９２２年，留学在日本的吴觉农先生，心系我国茶业，还有根有据，详详细细，特地写了一份３万多字的极为全面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这份对我国后来茶业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中，作者对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实际，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及振兴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兴茶业的第一方策，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方面没什么建树，但在茶业教育或近代茶叶科技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这点，继云南和浙江省之后，这一时期安徽省就堪称典型。据档案记载，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这几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轶群、陈鉴鹏、陈序鹏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１９２０年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的首届毕业生。胡浩川１９２１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所专学制茶，１９２４年回国。是年胡浩川回国后，安徽省又派陈序鹏至日本留学。方输周出国稍晚，他直至１９２７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学习制茶，１９３１年回国。这批各省派至日本学茶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战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长期茶叶工作中，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都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茶业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云南实业厅创办的茶叶实习所、湖南茶业讲习所依然还继续存在，但各自也有些变化。如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由灌县迁至成都，这期间并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至１９３５年才停办①。云南茶叶实习所在１９２４年前后，也在昆明市郊购得一块荒地，呈准开辟为模范茶圃，将实习茶场从宜良迁至昆明②。湖南茶业讲习所这时由长沙移安化后，也改称湖南安化茶业讲习所。此外，１９１８年安徽创办的休宁茶务讲习所和屯溪安徽第一茶务讲习所等，也都延续到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才关闭。这些讲习所不但为地方培养了专业人才，在科技方面，也为当地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