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纪元：（三）茶的最初利用和茶业的起源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我国不但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地区，而且也是唯一的茶树起源中心。但是，在茶业上，我国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贡献，还不在于我国原产了这种植物；主要的，还在于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现和利用了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

我国有关饮茶的起源，现存的文献中，第一个涉及的是唐陆羽《茶经》。陆羽在是书“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随后在“七之事”中又进一步指出，所谓“神农氏”，就是指“炎帝”；说明我国茶的饮用，是起源于“三皇”时代。具体根据呢？陆羽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这里非常明确，陆羽在《茶经》毫不含糊地肯定，称我国饮茶，是始于悠远的史前时代。

对于陆羽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观点，历来就有赞同、持疑和否定三种不同的态度。如现在持疑和否定者的文中就提出：“神农是我同上古的传说人物，是由于某些社会需要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并非实有其人”；二是《神农食经》、《神农本草》等一类的“神农书，是汉以后儒生的伪托，并非真的是神农所写”。是的，上面所说二点，都是事实。如我国一些古籍中，称神农或炎帝“七十四”或“十七世有天下”，有的说“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①；这里把“神农氏”，就明显看作为一个时代，而不是看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至于在这个时代，如《说文》在序中所讲：“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也就不会有神农著的书。所以，所有这些，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分歧。

这里，我们对神农这位人面龙颜的神人的真实性，不妨再作些补充。神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如《易·系辞》中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再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②；《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春秋·命历序》：“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①；《淮南子·修务训》：“神农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等等。

上面这些引文说明什么呢？说明传说中的“神农氏”不但是一位“并耕而王”的氏族或部落领袖，而且也是一位农业、制陶、医药、粒食、饮茶、明堂和琴瑟等众多事物的发明者。神农有这么多发明，是不是说其人的确实存在就更有证据了呢？！不然，这些资料不但不能证明反而有损或否定神农的真实存在。道理很简单，这许多发明，特别是如农业、医药、制陶等重大发明，决不是某一个个人一生而只能是某一人类群体长期的经验或智慧结晶。所以，传说愈是把神农的发明创造说得很多，愈是神化，就愈揭示其本身乃是一种对整个神农氏族或时代的拟人化表现。

当然，我们引录上面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否定神农存在的真实性，主要的，还是为了说明茶的发现、利用也始于史前。这些资料又怎么能够证明饮茶也起源史前呢？可以的，现在虽然没有获得饮茶起源史前的直接证明，但我们借助有关考古和民族志材料，多少还是可以为饮茶的起源求得某些根据的。上述有关神农的传说，最初均见于我国古代文献，其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有文字记载以前有人称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内容。说明白些，这些上古的传说记载，记叙的是史前或原始社会的事情。上面我们提到了，“神农”不但是农业的肇创者，也是制陶、医药、原始音乐和祭祀等多种事业和文化的发明“人”，这些在古代，在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以前，一代代的相传，也一代代的未得到证明。自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发展起来后，这些传说时代留下来的传说，陆陆续续大都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了。如上面提到的神农发明农业、陶器、医药、粒食、饮茶、音乐和祭祀等传说，现在除茶以外，都证明为史前即有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神农传说距进入文明的时间不远，可能要可靠些，更早的内容，就不一定可靠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庄子·盗跖篇》记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拈橡栗，暮栖树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礼含文嘉》载：“遂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尸子》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五经异义》中也提及：“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这些传说，比神农传说的时代更早，但考古和民族学提供的资料一致证明，这些也正是远古人类的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一种生活写照。有些对传说缺乏研究的人，一听到“传说”这个名字，就将之与虚妄和荒诞联系起来，一律斥之为不可信，这是不对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国上古的很多传说，虽然经过千载百代、千嘴百口，内容中掺杂了大量迷信、失实的成分；但是，只要我们透过、剔除这些掺附的杂质以后，我们就不难从中还是多少可以找出一些确凿的史迹或合理内核来的。因此，基于上面所说这些，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凡是在我国文献中没有记录而只有传说时代传说中涉及其始的事物，大抵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史前的内容。关于饮茶，除“发乎神农”的传说以外，我国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记述其始的记录；所以，尽管神农诸多发明都获得唯独饮茶没有得到考古的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肯定，饮茶也是起源于史前。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有关神农发现、利用茶叶的传说，和神农肇创农业、陶器、医药等传说，在性质和流传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考古发现的农业、制陶和医药等其他实物材料，不但是他们自身，也是有关神农包括茶叶在内的其他发明传说的证明。关于饮茶起源史前这点，我们也可从我国民族志的材料中获得一定旁证。如生活在我国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他们本世纪前期，社会形态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那里天寒地冻，不产茶叶，可是他们都知道采摘“黄芹、亚格达的叶子”①来冲泡作饮料。生活在北方的鄂伦春人知道用黄芹、亚格达的叶子“当茶喝”，为什么我国南方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就不能采取茶树鲜叶来作饮料呢？！

上面我们以考古和民族学证明，我国上古有关神农众多发明的传说，基本都是史前即有的内容，所以相信饮茶也当是始于史前。但茶学界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神农的其他发明已为考古所证实，那么“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尚无新的发现以前”，就还不能确定饮茶开始的年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本可以确定现在将之推到永远也难以证实的偏见。大家都知道，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和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是很难保存在地层中也难以留下痕迹的。我们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情况也可获得一定的说明。在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登记随葬物品的竹简中，有“”笥的记载；在出土的大量竹笥中，也发现捆有“笥”木牌的笥。“”有学者考证即“~--”，系《尔雅》指茶的~--。汉朝茶的饮用和生产在巴蜀和荆楚就已比较发展，这时煮饮的茶叶也已不是鲜叶而是加工的成茶。经过干燥加工的茶叶在马王堆这样密封、防腐良好的墓穴中都未能够找到它们的残迹，试问，我们在现在南方山重岗连的苍茫山间，何处去找最先饮茶者的遗址？找到这样遗址，又怎么能发现和分辨最先饮用的茶叶？！第二，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也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史前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要求考古提供茶器来证明史前是否已经饮茶，这能说不是一种故意的作难吗？所以，我们认为与其等待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来证明，还不如接受已经有些能可证明的证明为好。说到底，我们是相信我国饮茶“发乎史前”的。

我国有关神农的传说，不但为我们显示了饮茶起源史前的线索，而且也为茶叶的发现、利用以至发展为饮用的过程，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

前面我们据陆羽《茶经》，已指出，神农时代的下限，是传说中的“炎帝”时的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这里，据上面所引的《新语》和《淮南子》内容，我们也不难确定，神农时代的上限，当是前农业的原始采集阶段。人们在前农业的采集经济活动中，通过不同的需要，“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灾”，发明了农业；为使大家“知所避就”，“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创建了原始的医药。从采集的这二个不同用途和发展来说，茶的发现和利用，显然不是与农业（食用）而只能是与原始医药相联系的。古籍中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反映的，也正是这一背景。这就是说，神农的传说资料还为我们显示，茶的发现和利用，最初不是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草药显之于世的。

关于茶由药用再发展为饮用的看法，这在学术界，不存在不同的意见。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茶由药用发展为主要用作饮用的呢？

这就众说纷纭了。如吴觉农先生提出：“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①不过，吴觉农先生很谦逊，在谈完这一看法以后，他特地用括弧附说了这样一句话：“关于茶的药用时期和饮用时期，都仅仅是作者的一个推断，希望广大的茶叶工作者今后继续加以研究。”吴觉农先生已离我们而去多年，写到这里，根据他的遗愿，笔者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发，特提出茶由药用发展为饮用，大抵转变于文明前夕的原始末年这一看法；具体理由，拟在下篇再作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