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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四大名门望族百年尘埃中的光芒

2022-04-21 21:32:38热度: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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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特邀作者：孙侃

感谢高家、徐家后人提供顾问

若要说起晚清民初杭城的繁盛，名门望族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对于这段时间杭城的名门望族，民间有“八大姓”“四大家族”之类的说法，流传着种种饱含艳羡钦佩的故事。清朝最后一科举人钟毓龙《说杭州》中曾例举七家：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双陈巷高家、状元弄郑家、岳官巷吴家、木场巷叶家、柴木巷万家，皆按这些望族所居街巷而命名。除此，金洞桥徐家、东山弄钟家、元宝街朱家、骆驼桥王家、崔家巷杨家等也曾盛极一时。

▲根据1929年时的《实测杭州西湖图》，标注钟毓龙《说杭州》中七大家大致分布图。制图©️城市秘密

钟毓龙先生，本身就是双陈巷高家的女婿，宗文中学（杭十中）的校长，终身教授为业。他家老宅在杨绫子巷12号，有走马楼有鸳鸯厅，也是大户人家，由他来扳着手指头说杭州旧家巨室还是十分靠谱的。

不过，能称得上望族，是必须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口多、房屋大、院落广，或者产业颇巨，但这些都只是基本条件，更需要在社会上有好名声，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对一座城市有较大的贡献，尤其致力于乡邦文化的繁荣，甚至还有很有出息的后代等等，否则非但成不了望族，连世家大族这一名头都无缘。

百年沧桑，这些杭州好人家，都像一艘艘巨舰，无可避免地驶向辛亥，驶向民国，驶向抗战烽火，驶向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大时代为杭州旧家带来风，也带来雨。

如今，那些旧家的宅院基本消失殆尽，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成为杭城所有人家穿越大历史的标本。无论周转颠沛到怎样的情况，湖山家园总存心田，读书向善是信念所向。

台湾作家高阳曾著有《胡雪岩》《慈禧全传》《红楼梦断》等历史小说，全球华人世界一度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说法，可见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他真名为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1922年3月就出生在葵巷之西大河下巷口“积厚轩”许家府宅，为“横河桥许家”之族人。

▲许宅旧称积厚轩，民初许家有族人400余人。许家老宅在1987年杭州旧城改造中被夷平，改建成了居民楼（大约位置是现建国中路大河下“华藏寺巷小区”1幢到3幢地块）。1991年，海内外约140余许家后人齐聚杭州，并在原址上树立此碑，并由与金庸齐名的作家高阳（许家第15世孙）撰写了记录家族500多年历史的碑记。摄影@子夷

据民国八年《高阳许氏宗谱》等记载，西横河桥许家系出浙江富春，以茶为业。许家最鼎盛时期是在清末民初，其时，许家府宅宽达60余米，深约80余米，有七进二层楼房近百间，大小天井12方，入住8家族户，人员达百余，可谓城东最豪盛之家族。若把当时在四川、甘肃、北京等地和派往英、日、韩国任职的官员计算在内，家族人口总数达400余，与这8家族户有着各种姻亲、非姻亲关系的相关人士更是不计其数。

▲根据《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书中测绘于1928-1929年的民国地图所示，在横河桥一带还能找到许氏宗祠。

许家的最大荣耀，是从晚明第六世四子中出了一名秀才起，直到十二世光绪年间，许家子孙接连榜上有名，尤其是十一世“乃”字辈（从许氏十世祖许学范起，按“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民”的行辈排序取名）29名男儿中，除了夭折者，竟出了16名秀才，11名举人，5名进士，入翰林者有5位。所以在杭城，许家曾享有“七子登科”“五凤齐飞”之美誉（“七子”指“乃”字辈中有亲兄弟七人中举；“五凤”是指五位堂房同辈女儿被选入宫），当时浙江考场甚至有“无许不开榜”的说法。所以书要读好，确实是家族荣光第一要紧的事。

高阳的天祖许学范，乾隆进士，生了七个儿子，三个是进士，四个是举人，许学范曾经画了一幅《家庆图》，他在图上题写：“斯图之成，非徒聚天伦之乐，亦愿我后人勿荒于嬉，勿流于薄，庶几子孙繁衍，不堕家声，是则余之厚幸也夫！”对于家风的培养还是非常注重的。

高阳的高祖许乃钊，进士之一，后任江苏巡抚，为一省大员。高阳的父亲许宝朴，秀才，曾在浙江省财政司任职，惜在高阳8岁时病逝。

高阳的曾叔祖许庚身胆子很大，当年以侍读身份在宫中待用时，他代替同僚在皇宫值班，竟连续票签了二百多道文件。咸丰帝看见他的名字，颇为奇怪，即向身边的侍郎许乃普（嘉庆朝进士殿试榜眼，官至吏部尚书）询问，此乃何许人氏。许乃普不得不禀告此人是自己的侄子。皇帝大惊，因按当时清朝官员回避之惯例，大臣子弟不得担任军机章京。谁知皇帝十分认可许庚身才干，次年竟不惜破格，将其提任为军机章京，前往木兰围场习武狩猎，还特地召许庚身跟随。许庚身后来成为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又为兵部尚书兼署吏部尚书，权倾朝野。

这故事一是道出了许乃普、许庚身之不凡，二是说明西横河桥许家在朝廷做官的人实在是很多。

▲许氏旧居原址，许家大门不用常见的石库门，而是平房式，门外临河，多泊船只。看风水的人说这叫“百鸟朝凰之势” 。

即便在现当代，许氏家族及姻亲都是名人辈出，如俞平伯（其母为许祐身之女许之仙，能亲自教儿子《大学》和英语）；俞平伯岳父兼舅舅许引之（清末出使韩国领事，回国后任两浙盐运使、京奉铁路主办等职，与俞平伯同样爱好考古，是忘年知交）及女儿许宝驯（擅琴诗画，与俞平伯青梅竹马，后嫁俞平伯）、长子许宝驹（民盟创始人之一）、次子许宝骙（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子许宝騄（著名数学家，“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所谓望族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传承。

▲根据杭州日报2014年刊登高阳《我的老家“横桥吟馆”》文中之许家老屋平面图所改绘

与西横河桥许家相比，头发巷丁家的声名显赫更不在话下，因为只要说出丁申、丁丙这两兄弟的名字，哪怕是对杭州历史略知皮毛者，都能道出“双丁”故事之一二。

据考证，丁氏世系源于山东济阳，其先祖后迁徙河北。祖上于清初顺治三年（1646）由绍兴府山阴县柯桥镇迁往杭城，定居田家园北头发巷梅东里。丁氏家族经营布业，后又兼营其它。因善于资财，顺理成章成为杭城的富绅之家，家宅也逐渐扩展，东临直大方伯，南至银洞巷，西到大王庙巷，北贴马所巷，占地近百亩，属杭城巨富无疑。

▲1929年《实测杭州西湖图》上的头发巷一带

北宋丁顗，恩州清河县（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西城关乡）人，为一好读之人，据传曾藏书八千卷。丁申、丁丙的祖父丁国典（1750—1828）出于对先祖的仰慕，锐意搜求书籍，于杭州梅东里营建藏书楼，还请了书法名家梁同书 (1723—1815)题写“八千卷楼”匾额。

丁国典虽拥有“八千卷楼”，却因忙于生意，坐下来揽卷捧读根本没有时间。在他看来，收罗书籍和筑造藏书楼，仿佛是一种购地造房式的置业，只是为了造福子孙，“吾聚书不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即是他的观点和辩词。到了丁申、丁丙的父亲丁英（1804—1855）手里，产业更大，生意更好，更不可能钻进书堆里，但喜好搜书藏书的劲头一直未减。“附粮艘所至，以南北食货营运。嗜学，于书无不读，且喜藏收，尝以经商之便，往来齐楚燕赵之间，遇秘籍，即购载以归，于是插架渐富。”由此可知丁英对书籍的态度。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皇帝驾崩，太平军乱国愈盛。乱军先是围困杭城，造成城内居民断炊断粮，后又四处燃起大火，官府、寺院、街市及大片民居被付之一炬。“书家双丁”虽竭力保护，终难敌虎狼之手。“宋元明版真初印，丧乱何曾值一钱。不及红蟫能果腹，破书堆里傲神仙。”丁丙唯有借助文字倾吐悲愤，已存世数十年的梅东里“八千卷楼”在火海中化为尘烟。

▲丁丙画像

很难弄清丁申、丁丙为何会如此醉心于护书、救书和藏书，对书籍的痴迷超乎常人想象。究其原因，还是血液里对书籍、对文化的敬重在起作用。耕读传家，在古人心目中绝非一句标榜门庭的口号，而是一代代人实实在在的举动。这几乎是让人繁衍生息的动力，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繁华的都市里，那些具备物质条件的世家望族更注重这一点，尽管这里的“耕”，已更换成经商、投资、置业乃至洋务。

“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传自祖辈的藏书楼已经毁于兵燹，“书家双丁”便重起炉灶，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藏书楼，仍沿用原楼名，地点改为直大方伯田家园。

▲《八千卷楼图》清吴滔1891年绘、清顾沄绘

经过二十年努力，丁氏兄弟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已远超旧“八千卷楼”，后又斥资扩充了“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和“小八千卷楼”。三座藏书楼各有功能，即“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抄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俞樾称丁家藏书富甲海内，取宋周道信诗“田园一蟁（同蚊字）睫，书卷百牛腰。”书联以赠丁家，却仍觉得联中所言，尚不能形容丁家藏书之巨，又附言说“然岂止百牛腰耶，虽万未足也。”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丙编完《武林坊巷志》，已垂垂老矣，但他仍不敢贸然出书，而是四处寻求补正。当俞樾接到丁丙之孙送来的书稿时，不由得喟叹：“我已衰老，尚能见到此书，真是幸运啊！”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西湖边俞楼的主人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对丁家藏书如此钦服，百般称颂，且结下深厚书缘，由此推知，“横河桥许家”与“头发巷丁家”早已来往多多，尤其在乡邦文化、典籍藏修方面密切勾连。

▲现菜市桥边五洋公园里丁氏兄弟雕像摄影@子夷

太平军被剿灭后，杭城着手劫后重建。丁申、丁丙兄弟收拾遭战火毁损的文澜阁之残书；出资组织重建钱塘县学、仁和县学、杭州府学、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创设讲堂“敷文讲学之庐”、正蒙义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就读；同时倾资修复广化寺，整理出版乡邦文献史料，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他们是杭城丝绸、棉纺业巨贾，家产丰厚，经得起折腾，耗得起赈灾和庋藏。

值得一说的，还有丁氏兄弟对待功绩之事。同治三年（1864），两兄弟因协助浙江布政使蒋果敏办理赈抚局有功，经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奏请，丁申任杭郡庠生五品衔候选主事。又因出资重建文澜阁，嘉惠士林，清光绪皇帝特赏四品顶戴之殊荣，后浙江巡抚卫荣光又奏请钦旌“乐善好施”坊额。对此，丁申只接受表彰和闲职虚位，始终未出任实际官职。而丁丙，同样因协助办理赈抚局，并主持过西湖浚湖局事宜，也被左宗棠请旨举荐任用江苏补用知县同知衔，却被他直接婉辞，铁定不仕。

▲八千卷楼藏书书目

不想当官，但文化还是要搞的。也就在杭城重归平静后，丁氏兄弟埋首书卷，撰述多种著作。如丁申编著的《武林藏书录》记载自晋至清杭州藏书家史略以及自宋至清杭州官家、学校、书院藏书、刻书概略；丁丙编著的《武林坊巷志》记载自南宋至清末杭州都市的坊巷、官府、宫室、寺观、名人宅第以及有关文献，这套书是“城秘”的案头书。丁氏兄弟还编刊有26集208册的《武林掌故丛编》。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其快感远胜于在官场上迎来送往。

▲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印“强圉涒滩”和“强圉柔兆”。“强圉”是天干“丁”的别称，“涒滩”为地支“申”的别称，“柔兆”为天干“丙”的别称，所以合起来这两个分别是“丁申”“丁丙”的代称。

光绪十三年（1887），丁申病逝，时年58岁，其长子丁立诚与其叔丁丙共谋事业。后丁立诚科考中举后就职内阁中书，当得知丁丙痼疾日重，决计南归，全力辅佐叔父经理各项事宜。事实上，丁立诚回杭并非只是为了参与经营家业，主要是为了帮助叔父校勘《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及《善本书室藏书》。丁立诚工诗能文，古文诗词、金石书画、收藏鉴赏无不精通，尤其喜好藏书，其藏书处另辟有“小槐簃”，所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据载，丁立诚作诗近万首，因多有议论朝政之内容，在世时均未能付梓。

丁立中为丁丙之长子，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与丁立诚一样，他在从事丝绸生意、组织绸业会馆的同时，也精于赋诗，并有大量诗钞传世。西湖名胜的楹联中，常见其大名，这其中，西泠印社第一个建筑仰贤亭有一副长达112字的楹联就出自丁立中之手笔。大家去西泠印社打卡的时候可以发图给我们。

▲部分丁家子嗣关系图制图©城市秘密青征鱼

丁申、丁丙相继辞世，加之时局多变，到了丁立诚、丁立中这一代时，丁家所经营的官银号出现巨额亏空，须承担赔付之责。因一时无力赔付，丁立中甚至遭官府羁押，不赔付就不予释放。到了如此境地，丁氏兄弟唯有忍痛割爱，公开卖书，以筹措资金这一招了。

“八千卷楼”即将出售藏书的消息很快传开，江苏巡抚端方即令正在筹办江南图书馆的藏书家缪荃孙、陈庆年赴杭洽谈，以免重蹈陆氏“皕宋楼”藏书流落异国之覆辙。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一日，经多次书信往来商讨、检视藏书、又经反复议价，最终以七万三千元将丁氏藏书全部买下，成为拟建中的江南图书馆（今为南京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书籍没了，空空荡荡的藏书楼又有何用？如今直大方伯浙医一院内那座突兀的古楼，即为丁氏兄弟“小八千卷楼”遗址，木结构的楼房显然已经过了多次修葺，只能让人透过它残剩的面目，去怀想它曾有的书香。

▲现在浙一内的小八千卷楼遗址，这座楼后来也成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丁仁（即丁辅之）的书屋“鹤庐”。

▲小八千卷楼旁的四眼天井，有八百余年历史，这口井也曾是丁家数百口人的生活用水来源。摄影@子夷

插入一则趣闻。1912年2月之后，鲁迅曾在南京工作，经常来到江南图书馆借阅“八千卷楼”藏书。他还借抄唐人沈亚之《沈下别贤集》。后来在辑录《唐宋传奇集》时，鲁迅就收入了抄自《沈下别贤集》的三篇作品。

不过，毕竟家风浓郁、文脉扎实，丁家的后裔大多仍眷恋风雅、痴迷诗文，在杭州乡邦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丁立诚、丁立中经常率丁家子弟丁白丁、丁宜之、丁辅之、丁不识、丁以布等一起煮酒斗诗，以文会友，不少丁氏后人还跻身柳亚子担任社长的南社之中。

光绪三年（1877），丁家捐资兴建的蒋果敏公祠“人倚楼”落成，在此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名士。除了丁立诚、丁立中等，其后，丁宜之、丁辅之、叶为铭也在这里鉴赏古印，“收藏旧印拓之成谱”“研究印学”，渐成气候。“人倚楼”顺理成章地成了西泠印社最初形成时的重要聚集地，多位丁氏后人由此不可否认地成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孤山西泠印社前山石坊，1923年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时所立。摄影@子夷

1995年至1998年，曾任教于澳大利亚南澳州阿得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徐家祯，与其母亲高诵芬合著的回忆性随笔《山居杂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汉声》杂志连载。连载结束后的次年，全文由南海出版社以专著的形式出版，2016年1月，此书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

这不是一本平常的回忆录，而是一份有关从清末到改革开放这百年间杭城的珍贵记忆，关于杭城更早的记忆，则来自于前辈的叙述。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应该是1918年出生的高诵芬，她所亲历的“媒妁定亲”“抗战逃难”“文革抄家”“远赴海外”之类的人生遭际，因为是从一位大家闺秀口中说出，更加令人感慨万端。

高诵芬的夫家就是金洞桥徐家，金洞桥和银洞桥，现在杭州人都不知道它们了，但是在民国地图上，这两座桥都有明显标志。

丁丙《武林坊巷志》载，东河万安桥北，“河西有银洞桥，河东有金洞桥，两桥相望，俱不通舟楫。”《康熙仁和志》载：“万安桥落北过东为金洞桥，不通河。”可见，清康熙年间尚有金洞桥和银洞桥，但桥下已“不通河”了。民国以后，东街路（现建国中路）一带道路被取直，不少街巷和桥梁被湮没，金洞桥及金洞桥街已由扩建后的东街路并入。

高诵芬的丈夫，“金洞桥徐家”的徐定戡，是“徐半城”徐吉生的长房长孙。徐吉生(1864-1934)，又名益庆，会稽县安昌乡盛陵村人。7岁入私塾，三年后辍学。其时，他父亲徐茂顺已在杭州开办了“瑞云公记绸庄”，辍学的徐吉生便在父亲手下当学徒，期满后即任职掌，可见其颇有才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吉生合资创办“吉祥恒绸庄”，1912年独资开办杭州“庆成绸庄”，不久又置120台手拉织绸机，改名庆成绸厂。徐吉生真正兴旺发达是在1915年，他投资1万银元，在绍兴安昌盛陵创办吉生布厂，有厂房20间加侧厢，从40台手拉织机开始逐步增加到230台，织染配套。年产棉布3万匹左右，销往苏、浙、皖、赣等地。

▲据《杭州地方志资料第4辑》书中所刊，民国初期徐家的庆成缫丝厂在杭州可以算是“大厂”了。

徐吉生热心教育事业，民国五年（1916），出资在绍兴创办私立吉生小学（先设初小班），学生免费入学，毕业后可推荐到绍兴“吉生布厂”、杭州“庆成绸厂”做工。后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学生达300余人。

为了办好这所小学（后又增设高小班），徐吉生让其三子徐礼耕兼任学校校长，教师工资、学校公务费按月由绍兴吉生布厂支拨。吉生小学由徐吉生及其后裔独资办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师生对徐吉生十分感激。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徐吉生在杭病逝，次年四月师生50余人特赴杭州，穿着统一服饰凭吊。

▲徐家在绍兴故乡创办的私立吉生小学，摄于1936年时，现在依然在办学。供图@徐家祯

其时“金洞桥徐家”的府宅为榆园，徐家祯回忆，榆园的后门开在一条极窄而弯曲的小巷子里，走出后门，往左走几步路就到东河河埠头了。在河埠头向南望，可见万安桥；朝北望，可见菜市桥，榆园就在两桥之间，东河边上。

而那条极窄而弯曲的小巷叫余达子巷，据一直住到榆园拆迁的徐家祯堂妹回忆，上世纪50年代榆园大部分房产归九豫丝厂使用，余达子巷的后门就成了他们日常行走的正门。那时的门牌号为建国中路余打枝巷10号。“余打枝巷”应该就是“余达子巷”的谐音。榆园彻底毁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旧城改造。

▲1998年，东河菜市桥至万安桥段。摄影@章胜贤

▲榆园也叫娱园，现在的大概方位在如今的“杭州联合银行”与“万安城市花园”。摄影@子夷

榆园可是一处颇有来历的私家花园。1918年初，徐吉生买下榆园，子孙三房从丰乐桥南谢麻子巷搬到了榆园，开始了真正的“金洞桥徐家”时期。

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金洞桥徐家”与“横河桥许家”已相挨着居住，两处宅院可谓是贴隔壁，两家无疑也多有往来。其时，横河北岸有四座大宅，“横河桥许家”的“积厚轩”是西面的第一座，即最靠近小粉墙（已并入东街路）的那一座，隔壁为拥有宋朝花石纲遗物“玉玲珑”的庾园，榆园则紧挨在北侧。

▲根据《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书中测绘于1928-1929年的民国地图所示，横河北岸四座豪宅大概位置。据高阳在《我的老家“横桥吟馆”》文中所写：许家是西面第一座大宅，东邻即庾园，庾园之东不知是何人的产业，从他有记忆时起，那里就是横河小学，据说是杭州办得最好的一座小学。又东又是一座学校，私立清华中学，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先生的产业。

不要小看了这并不宽阔的横河。吴越国之后，杭城划分为钱塘（钱唐）、仁和两县，横河为两县的分界之一，横河之南为钱塘，横河之北为仁和。

《武林坊巷志》的“金洞桥”条目中，有“娱园”，又名“榆园”，描述甚细：庭院深深，亭阁处处、花石累累，晚清的名人文士常在此把酒聚会，泼墨吟诗。榆园初建于何时已不确考，应是在清道光以后，始建榆园的杭城另一富户许增生于1824年，卒于1903年。许增起初建此园的目的是奉养母亲，所以取名“娱园”，意即让母亲愉悦。许母故世后，园子方才改名为“榆园”。

▲20世纪30年代的榆园庭院、账房先生及女仆。供图@徐家祯

榆园很大，徐家祯回忆，印象中榆园屋宇楼馆极多，有中式有西式，光厅堂就有十多间，还有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花园、天井和菜园。究竟榆园有多少屋宇，实在是说不清楚了，他只记得八岁那年与妹妹跟先母去清理一房的物品，从里屋走到东街路大门口，要穿过无数个厅堂和有假山花木的庭院。

有了这处榆园，徐吉生大为开心。尽管他是一位著名商人，却十分喜好与文人墨客、社会贤达交往，园中往来有不少名人宿儒，让这榆园成了一处文化沙龙。直至徐定戡时期，出没榆园的仍是各路文人和贤达：有徐定戡塾师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的张惠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著名教育学家郑晓沧、浙东名宿徐行恭、书画家朱孔阳等。可以说，在当时的杭州，榆园成了一处杭州乡邦文化研习交流的重要场所。

▲榆园庭院中的假山小桥供图@徐家祯

及至徐家的后人和与徐家联姻的亲眷，不少也都是文人墨客和社会贤达，如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的张宗祥，其小女儿张玖即与徐吉生的孙子徐祖鹏结为秦晋。

当然最经典的是高云麟的曾孙女高诵芬与徐吉生之孙徐定戡的联姻了，那是“金洞桥徐家”与“双陈巷高家”的直接结亲。

▲高诵芬与徐定戡

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一座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一群具有相当热情和造诣的人在支撑着、推进着、繁荣着的，“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即为此谓。必须有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必须有深入骨髓的文化参悟，必须有优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必须有汇聚各方的强大气场，这一切因素似乎缺一不可。晚清民初及至以后，假若没有这些“十大姓”“八大姓”“四大家族”，杭城的乡邦文化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最后来说说高家，高家是杭州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大概在清乾隆年间开始发达起来的。

“双陈巷高家”的远祖可追溯到北宋大将、武烈王高琼。高琼活脱脱是个传奇式人物，少时即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桀骜不驯，凶猛异常，甚至沦为强盗，与朝廷作对。在午门将被斩首时，夏雨滂沱，看守稍有松懈，高琼便掣断锁钉逃遁。

▲高琼

北宋时，高琼功勋卓著，深得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欣赏。高琼最重要的功绩之一，是在景德二年（1005），与集贤殿大学士寇准二人不离真宗左右，率20万兵士抗击辽军，力劝惧战的真宗，拥其前行，直抵澶州北城，请真宗全副仪仗登上城楼。城外宋军见真宗亲征，都高呼“万岁”，军威大振。后宋军以伏弩射杀辽国先锋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不得不与北宋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而高琼之后高世则，因护卫宋高宗南渡有功，前五代被追封为王，高宗下诏在杭州武林门内建高氏“五王祠”，此后，高氏入籍山阴县，在前梅里定居，至今在前梅村尚存第三进后大殿一幢。

岁月流逝，山阴高氏家族历经数百年花开叶散，在前后梅里均有居住。后梅里高于迁生子高秉礼，高秉礼又生子高士桢。高士桢，字廷三，自号梅溪道人，尊称为梅溪公。早年丧父，家里贫穷。少年辍学，到杭州经商，从此开启了高家的杭州时代，高士桢也被尊为杭州高家祖先。

传说高士桢刚刚来到杭城时，以打锡箔为生。却因生意不顺，产生返回原籍（又一说是想投水自尽）的念头，又不忍心就此作罢，遂持打箔的锤子临水占卜，若锤子投水而沉，回乡；不沉，则继续留在杭州打拼。谁知锤子入水后，竟搁在了水面下的石头上，于是决意留在杭城。

高士桢早年因贫穷失学，尚未成年即以打工经商为生，对读书怀有朴素而恳切的向往。“闻人读书，辄倾耳蹑听，即不解，亦欣欣自得。”中年后，稍得空闲，即与文字交流。晚年信佛，著有《净土圣贤录》。

高士桢生三子。长子高崇元，字愚亭，致力于慈善事业，家资巨万全部耗用于此，人称“高善人”。高崇元历经10多年，先后三次捐买宅基，多方募捐，于嘉庆十五年（1810）在中正桥大街（今万寿亭街一段）建成了杭城最大的慈善会普济堂，不久因劳累病卒，为杭州近代慈善事业创始人。高崇元喜爱词曲，撰有《灵石樵歌》三卷。

次子高观海，字又东。“盖乐善就义，其天性然也”，同样擅做善事。高观海独习儒术，以文为友，互相交流。高观海是高家首位参加科举的人物，惜名落孙山。

▲民国初年时的高庄，此为1907年时高云麟所建别墅，抗战时高庄为日寇所毁，仅存假山与藏山阁，犹兀立于花港公园之草甸中。后为留作纪念，在花港观鱼易地恢复“红栎山庄”。供图@徐家祯

三子高崇文，字广镛，号竹涧，后代称为竹涧公。“遇有义举，必倾资成之”，便是高崇文一贯做法。据载，高崇文择地葬亲故之无主者若干家，其贫不能举丧，得其相助而完事者不可胜计，无疑也是良善之人。

高崇文之子高凤台，嘉庆丁卯年（1807）中举，入京任内阁中书多年，加员外郎衔（从五品官员，相当于司局级助理巡视员）。这是高家第一位京官。高凤台成了祖父高士桢的骄傲，也成了后辈们的楷模。

不过，最让高家引以为傲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八月，晚清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浙江乡试发榜，“叔侄郎舅四人同科”：高时显、高家女婿姚汉章、钟毓龙、高乘，同一个家族的四个人，成了中国最后一代举人。

“双陈巷高家”在晚清民国时期，以高锡恩（高崇文之孙）的子孙后代最为显赫。高锡恩长子高炳麟童年时即好诗古文辞。据说只要在书中遇上疑惑处，倘若未解，就会废寝忘食，只到理解为止。高炳麟虽然没有功名，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俗称“老大房”的他这一支，成为高氏家族商业经营中的佼佼者，其产业项目多多，尤以布业经营为最。“高义泰”是杭州著名老字号、高氏家族的代表性企业。因经营有方，基业兴盛，与元泰、开泰、宏裕等布店齐名，成为当时杭州四大布店之一，全浙行业龙头。

▲旧时羊坝头路口的高义泰布店，店门口非常热闹。

次子高骖麟、幼子高云麟兄弟相继中举做官。高骖麟于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曾补清河道、兼理直隶布政使，民国初年又在天津电报分局任职。老三房高云麟于同治四年（1865）中举，官至内阁中书，1912年，高云麟任杭州电报分局总办总理，善棋艺，著有对局谱《追来集》。高云麟是高诵芬的曾祖父。

高锡恩三房子孙为主体的高氏家族，聚居地集中在杭州下城，双陈巷高宅为主要聚居地，以双陈巷、布店弄为中心，东至豆腐巷，南至孩儿巷，西至麒麟街，北至观巷，有30多宗土地房产，土地30亩左右。

▲根据《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书中测绘于1928-1929年的民国地图所示双陈巷位置。

“后洋街与双陈巷，只隔人家不隔村。若使身为檐上雀，一飞直到弄头门。小筑三间向午曦，另开两版自成蹊。邻墙大好梧桐树，正要褷褵老凤栖。”这是清朝诗人、书法家梁同书写的诗。梁同书住在“后洋街”，即如今的竹竿巷梁宅，与孩儿巷内双陈巷咫尺之隔，对这条巷子以及“双陈巷高家”有着真切的感受。

高家之前的双陈巷，为明嘉靖二十年（1541）同举进士的陈洪范、陈洪濛兄弟俩的居所地。可想而知，当时的两兄弟在这一带极富盛名，此巷遂唤作“双陈巷”，杭城居民也认定此地为升官发家的吉祥之地。致富后的高家之所以选择于此，是否出自这一缘故？待考。但高家自从把双陈巷作为主要聚居地后，家业的确更显兴旺，这对众人的期盼显然是个极好的应验。

高尔夔，字子韶，高炳麟之子，年轻时师从吴门姚凤生学书法，书法精绝。清光绪三十年(1905)，创办高义泰布庄。此举一是受其父影响，毕竟此时的高家其产业已经极大，经商致富成了高氏家族的人生圭臬，二是据传高尔夔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情。

▲旧时在羊坝头大马路上的高义泰绸缎呢绒布庄摄影@章胜贤

说是有一天，高尔夔到一家布店买布，店主爱理不理，态度极差。高尔夔忍不住指责对方，店主却以一句“何不自己开个布店”加以嘲讽。没想到此言倒是激起了高尔夔立志创办一家布店的念头，这家布店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一流。

高尔夔自然不缺资金，他拿出800银元，随即在水漾桥西首开设高义泰布庄，其规模和规格一开始就非同凡响。后遭火灾，于1911年迁至羊坝头继续经营。此后，高尔夔两次增资计1.6万银元。因经营有方，基业兴盛，后又遭遇大火，楼店全毁。1923年，高尔夔又在原址重建4层楼房开业。1935年，全年营业额达100余万元，盈利10.8万元。

“高义泰”由此成了“双陈巷高家”标志性的产业，经营有方，名声响亮。当时，号称民国第一美女的影星胡蝶也曾多次从上海赶来，在高义泰定制旗袍。而其时最大的锡箔作坊“高广泰锡器店”“高仁大布庄”也属高氏家族财产。高家还在杭州西郊上泗等地置有水稻田和棉田约5000余亩，在西湖龙井狮子峰租赁1000余亩茶园成立“茂记茶场”，其龙井茶在1926年美国费城赛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都获得了金奖。